经生沈弘写《阿毗昙毗婆沙》

“写经体”受业已流行的成熟楷书影响而渐入程式，至唐则更加法度化，用笔有板有眼，讲究提按顿挫，如南京博物馆藏《佛说大乐善巧方便经》残卷所用的为地道的熟练的楷书，完全脱去了隶意，与前朝写经字形扁方而横向取势的楷法大异其趣。学者就其卷末题记以及书写特点考知，此经写于唐初高宗朝或其以前，与现藏法国的P.3791号经卷为同一写卷。其笔法细腻精到、一波三折，运笔稳健徐缓、舒展劲拔，结构匀停，章法严整，通篇法度森严，字里行间充盈着庄重静谧之气，表现为唐代通行的抄经体式。

“写经体”特殊的实用性质，决定其目的在于追求快捷、清整而不尚变化，且必须有一定规范。现存古代书手写经，以唐代及其以前的书法水平最高，这与当时楷书盛行、尚未普遍使用印刷术有密切关系。清钱泳《履园丛话》卷十称：“有唐一代，墨迹、告身而外，惟佛经尚有一二，大半皆出于衲子、道流，昔人谓之经生书。其书有瘦劲者近欧、褚，有丰腴者近颜、徐，笔笔端严，笔笔敷畅，自头至尾，无一懈笔，此宋、元人所断断不能跂及者。唐代至今千余年，虽是经生书，亦足宝贵。”此外当它与佛教写经、抄经挂钩之时，学者甚至可以界定：这是一种宗教形态的书法。或在中国书法史上还可以梳理出一条重要的脉络，即从宗教的角度看待书法史，从抄写宗教内容的书迹发展到完全体现宗教精神的书法作品。

经生沈弘写《阿毗昙毗婆沙》

敦煌遗书中大部分是佛经。由于抄录佛经典籍的郑重及便于手写、方便易认和实用的需要，字体均为小字正书，并且持续了700年，这就与历代的其他书法遗迹不同。历代书法遗迹中有甲骨、金文、碑刻、摩崖、砖铭、帛书、简牍、文稿、尺牍等众多形式，书体及大小也是种类繁多。敦煌写经主要是正书，而且是小字正书，书写工整清楚，通篇从结体、笔法和章法布白形式，都趋于统一稳定，形成了一定的范式，故而在书法史上被称为“写经体”，数量有4万多卷，时间跨越7个世纪，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写经体”书风，启功、谢稚柳、杨仁恺诸先生均有论及。启功先生曾言：唐人楷书高手写本“即乱头粗服之迹，亦自有其风度”，比“著名唐碑，虞、欧、褚、薛，乃至王知敬、敬客诸名家，并无逊色，所不及官耳。官位逾高，则书名逾大，又不止书学一艺为然也”，此番评价可谓一语中的。囿于儒家伦理思想以及“官本位”价值观的影响，世人对书写者的品评大多依据书写者的身份地位来判断其艺术价值。这种书法品评观会不可避免地忽略书法艺术的审美性、独立性而产生不够客观和中允的评价，众多书手寂寂无名的社会原因亦在于此。通过上文的研究，我们发现真正的唐代书法史凭借知名的书法家之力终难取得如此成就，有唐一代书法水平的整体提升正是依赖于无数不知名的书手合力而成。无论是墨迹还是墓志，书手种种精美书迹皆有助于我们从墨迹与刻石的“异”“同”之间，梳理出字体、笔法以及章法的发展轨迹，是可以供我们深入学习的优秀范本。当然，由于书手本身的复杂以及书法水平的高低之别，在选择学习对象时还应提前做好甄别，不宜盲目乱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