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手程君度书《金刚般若经》

在传世的书法范本中，行书、草书的墨迹很多，比如晋代“二王”的行书以及唐宋时期名家的行书、草书墨迹等，无疑都是学习行书、草书的极好选择。但是楷书、篆书、隶书几乎以碑为主，楷书的最佳范本——唐楷也几乎存于碑中。墨迹是书写者亲笔书写的原作。用笔的起止、提按的转换、线条的枯润以及笔势呼应，书法面貌和神髓俱在，易于为后人领悟体会，化古出新。而碑帖则需要刻手与拓手的加工，每个加工过程无疑会与原作产生差距，即使刻者能领会书者精神，毕竟与原作神髓相去已远。再加上风化损坏，更加大了后人领悟原作精神的距离。启功曾言：“晋唐法帖，转折失于钩摹；南北名碑，面目成于斧凿。临池之士，苟不甘为枣石毡蜡所愚，则舍古人墨迹，无从参究笔诀。其确出唐人之手，好事家不视为难得之货者，惟写经残字耳。……晴窗之下，日临一本，可蝉蜕而登仙。人弃我取，尤胜据舷。信千秋之真赏，不在金题玉躞；濡毫跋尾，殆自忘其媸妍也。”因此注重以墨迹为范本，参究书法用笔之道，同时把出土墓志、唐人的摹本和后世的刻帖一步一步地相互比较和印证探讨，究其得失，有助于还原唐人书法的真实面貌。

书手程君度书《金刚般若经》

唐代书手墨迹以实用性的楷书书写居多，展现了楷书发展、定型的过程，并在丰富的楷书形态中，形成了一种具有强烈风格特征的写经体楷书。从《妙法莲华经》《十颂比丘戒本》《华严经》《金刚经》等敦煌书手抄写的经卷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楷书发展演变成熟的过程和全貌。同样地，墓志作品中，孙荣宗书《郑君墓志》（贞元三年，787）、斑遇书《田沼妻斑氏墓志》（元和三年，808）、许仲年书《韩复墓志》（大中五年，851），都具有当时典型的时代特征，并能别具新意。艺术的进步除了在于其能提供新的观念外，更在于它能提供新的风格样式。对于熟谙那些传统典型作品的人来说，无论是书手墨迹所具有的纯熟规整，还是墓志中的质朴自然，的确可以在已经习惯的传统惯性之外，生发出另外一些可能性，为那些希望在“传统”之外另寻他路的学习者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典范。

本文节选自周侃著，《唐代书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